给小破文瞎起名字的时候，本来想叫“两种活着的方式”，是因为我觉得人可以横着活，或者竖着活。横着的方式，就是尽早的去探索世界，满足好奇。 想去的地方，挤一挤时间就去了。穷的话，就住最便宜的酒店，每天都吃辛拉面，但是能满足眼福和好奇。趁着年轻力胜，学会滑雪，登山，攀岩，学会摄影，日语，和弹吉他。
还有另一种方式，是“竖着”的，是先找到稳定的工作和生活，再去探索这个世界。 这意味着你早早地进入职业的快车道，勤勤勉勉的工作加薪。你眼前的路艰难却相对清晰，从assoc, 到VP, 到MD, 到5 million年薪和在Canary Islands的游艇生活。你也可能去创业，每天都打仗一样的解决各种问题，给客户送上你精心打磨的产品。
你父母，你身边的人，你自己都说：等熬到XX的那天就出头了，就可以放松下来了。当你再抬头，发现自己已经42岁了，还没去计划以久的珠峰大本营，还没捡起忘掉很久的法语和吉他，还没和爱的人一起感受过阿拉斯加的严寒。你找了个教练，试图开始打网球，小心翼翼的安排着被工作和家庭四向拉扯的假期。你想去走Patagonia Circuit Trek，但无奈在出发前两天因为一个客户的新需求再次推迟。
这是我目前理解生活的坐标系，未来估计会推翻重构。大部分人不是完全“横着”或者完全“竖着”，而是斜着的，但倾斜的角度不一样。我之所以会这么写这篇，是因为自己总是被这两种方向不同的力所拖拽着。 我是极其幸运，极其幸运的。Hans Rosling一本书叫Factfulness里面说到：如果你在读这本书，那你大概率已经是全球Top2%的人了（生活质量，财富，社会地位）。他说的没错，因为你大概率活在英语国家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会去主动读书。而我可能比这2%还要在幸运些。站在这尖尖儿上，我有选择的权利，我可以选择横着，而大部分人只能竖着先稳定住生活。这并不是炫富。如果你在读这篇文章，那你也大概率是前10%的人了。
我的确想横着。我想去Trinidad and Tobago去看我课本里提到过的鱼，我想去熟练的掌握法语的动词变为和虚拟语态，去尝试着多学些乐理和作曲。尽管我身边的人都在努力找工作，进入大企业，我却毫无动力。我有限的实习经历并没有让我对在大公司“拼搏，奋斗，本分”产生一点兴趣。我不太想做着别人的产品，只想捣鼓捣鼓自己的事情。如果把我放在18世纪，那我可能就是女版的拉瓦锡（化学家）。我妈说我没有贵族气质。那时候没有远大志向的贵族，都是每天在家弹弹琴，画画，搞搞学问。他们觉得这理所应当，靠着封建制度的税收舒舒服服的活着。我可能是当代拉瓦锡，但是总想去送外卖。 一方面，我怀疑为什么我值得我的特权，凭什么我家就可以雇佣阿姨洗碗。另一方面，我害怕失去这种privilege，害怕真的被生活所迫。我害怕变穷，送快递是赚不出滑雪票的钱的。
我想这两种力量，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会有的：对拥有特权的愧疚，和对失去特权的恐惧。 愧疚可以通过各种自我欺骗和舒缓抛在脑后，而后者则是主导大部分决定的因素。家境极其殷实的朋友，依然选择80小时每周的华尔街工作，努力去积累财富和经验。偶尔会跟这些人吃饭，桌上谈论的话题离不开股票，包裹，买房，跳槽一类的话题。他们才22岁啊！我会感慨，为什么感觉他们活的如此辛苦。22岁的人，不应该在写小说，拍照，爬树，唱歌吗？但同时我也会觉得自己太不争气，恨不得踢自己一脚，为什么你对未来毫无安排，没有稳定高薪, 没有prestigious的工作，不在大互联网公司或者咨询公司上班。
我时常会和母亲聊起这个问题，我母亲倒是很看得开，完全不是那种精英鸡娃的妈（我也不是被鸡大的）。她创业和走向“所谓正规”，都是38岁之后的事情了。她有了我，成为了母亲，才开始有那种奋斗的动力。我问她说，那你之前干嘛去了？我妈说：玩啊！ 想想看的确是，我现在的登山包和雪裤，都是我妈当年用过的。她说她学习不好，前15年工作也没努力，但是当有一天想明白了，知道想做什么了，再拼了命去做，也不晚。我跟她讲，我没有去找实习，也不想找，她竟然笑着说：那就对了，你可算是正常点了。
既然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点了头，允许我继续玩几年，那我可能就的确横着这么过下去吧。等哪天我想好了，从地上跳起来，再开始走上“生活的正轨“就好了。申请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自己想去欧洲，想去法语国家生活。我还没见过挪威的峡湾，还没吃过爱沙尼亚的面包，还没爬过多洛美蒂。也可能是深受我教授的影响，他在Bern教书了12年。最后幸运的的去了梦校EPFL。我现在对未来三年，有着和我2016年飞机落地JFK，即将开始大学生活时，一样的期待。我想这对我来说恐怕就象征着正确的决定吧。